1.86亿元，对于曾把“先挣一个亿”当作小目标的王健林来说，本不该是什么天文数字。然而，就是这笔债务，让71岁的他和他一手缔造的万达集团被法院下达了限制消费令。

曾凭借“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在商界纵横捭阖的王健林，如今连选择飞机头等舱、入住五星酒店的权利都已被暂时剥夺。

这位昔日中国首富在2017年遭遇“滑铁卢”后，开启持续八年的“壮士断腕”式自救，却依然未能摆脱今天的困境。

限高令风波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限制消费令，让王健林和万达集团再次登上热搜。

这份发布于2025年9月26日的限高令，针对的是1.86亿元的执行标的。

案件立案于今年7月16日，被执行人包括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万达文旅置业有限公司等多家万达系企业。

对于曾是中国首富的王健林而言，1.86亿元不过是他当年口中的“小目标”，如今却成了他和万达集团被限制高消费的直接原因。

面对这场风波，万达知情人士迅速回应，称此事是“由于万达下属项目公司经济纠纷导致，事实上之前双方一直在通过多种方式协商解决”，并解释“本次或是因在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导致”。

限高令来得快，去得也快。到9月29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已经找不到王健林的限高信息。

但这短暂的限制消费令，已足以让市场感受到万达集团面临的严峻压力。

庞大债务困局

限高风波的背后，是万达集团日益严峻的债务困局。

据企查查APP显示，截至目前，万达集团共有10条被执行人信息，合计被执行金额52.63亿元人民币。此外，万达集团还涉及38条股权冻结信息。

仔细分析这些被执行案件，可以发现它们多数由北京、上海、成渝三家金融法院集中审理，而这三家法院正是目前我国仅有的专门金融审判机构。

从申请执行人来看，出现了中国银行、上海国际信托等多家金融机构的身影。

其中，中国银行成都锦江支行作为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金额达3.3亿元；而在上海金融法院审理的4.07亿元案件中，原告则为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万达的债务压力不仅来自于这些已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件。

截至2025年三季度，万达商管短期债务激增至662亿元，而账面现金仅133亿元，流动性缺口高达529亿元。

更严峻的是，其有息负债产生的年利息超130亿元，而管理费收入仅20亿元，连利息都无法覆盖。

断臂求生之路

为应对流动性危机，王健林过去几年开启了一场持续的“断臂求生”之路。

自2023年开始，万达就大规模出售资产。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至2024年间，王健林陆续出售超30座万达广场。

进入2025年，这一进程仍在继续，万达陆续有7座万达广场被零散出售。

2025年5月，万达更是打包出售了48座万达广场，接盘方包括太盟投资、腾讯、京东等资本巨头。

这些广场涵盖了北京、上海等一二线城市的核心项目，但仅换来500亿元资金。

除了商业地产，王健林也失去了对万达电影的控制权。

2023年，他多次出让万达电影股权，最终上海儒意投资成为新的控股股东。

2025年4月，王健林作价24.9亿元将万达酒店管理公司100%股权卖给同程旅行；7月份，又准备以2.4亿元的价格将快钱金融30%股权卖给中国儒意。

金融平台冻结

作为万达旗下两大核心金融平台，上海万达网络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与上海万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股权也相继被冻结，这为万达金融业务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

9月初，万达旗下这两家金融公司合计94亿元股权，被北京金融法院冻结，冻结期限均为三年。

北京金融法院出具的执行信息显示，目前万达集团持有的上海万达网络金融服务有限公司85.62亿元股权、上海万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8.4亿元股权均处于冻结状态。

上海万达网络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注册资本93.125亿元，由万达集团控股，业务涵盖互联网信息服务、证券投资咨询及技术服务。

2017年完成A轮融资后，对外投资已涉及快钱金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等19家金融科技企业。

该公司旗下“万惠云创”业务板块包含两大核心产品：万达钱包与万达普惠。

另一家被冻结股权的上海万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同样是万达金融布局的重要一环，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1月，注册资本10.5亿元，持有网络小额贷款牌照。

对赌协议倒计时

如果说短期债务是万达的眼前之忧，那么尚未解决的对赌协议则是悬在王健林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016年从港股退市时，万达签下了对赌协议。

若2018年未实现A股上市，需以12%年息回购380亿股权。

如今苏宁和永辉的追偿金额合计达89亿元，加上战投持股已达60%，董事会决策权实质转移。

2021年，万达又引入太盟、中信、中东资本等战略投资者，再次签下对赌协议：若2024年底前未完成港股上市，需按8%年化利率回购股份并支付利息，总额约600亿元。

如今期限已过，上市仍无时间表，投资人虽暂未强制赎回，却通过仲裁、冻结股权施压，使万达的再融资渠道几乎被堵死。

市场普遍认为，万达的生死存亡将在未来六个月内见分晓。

若融创、永辉等仲裁结果对万达不利，更多股权将被法院强制拍卖，可能触发银行交叉违约条款；反之，若王健林能借助政策东风完成REITs发行，或与战投达成二次对赌延期，万达仍有机会保住“商业运营”这条命根子。

帝国根基动摇

从万亿资产到如今被执行超过52亿元，万达帝国的根基已经动摇。

王健林的成功，是地产黄金时代的产物。他用“订单式商业地产”撬动城市化进程，通过万达广场捆绑住宅、酒店、写字楼，提前锁定商户，从地方政府拿地，再靠银行信贷支撑扩张。

他曾直言：“万达玩的是空手道，一分钱不出就能挣钱。”

这种重资产、高杠杆、快周转的模式，在2013到2017年间将万达推向巅峰——总资产近万亿，全国布局超200座广场，海外收购AMC、传奇影业，豪言要“把中国文化输出全球”。

但杠杆是一把双刃剑。当2017年国家开始“去杠杆”，严控企业海外非理性投资时，万达的资金链瞬间绷紧。

曾经引以为傲的“空手道”，失去了信贷支持便难以为继。

那一年，王健林被迫将13个文旅项目和77家酒店打包卖给融创与富力，开启“壮士断腕”式自救。

从此，万达从全球最大买家，变成了最决绝的卖家。

从“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到如今因1.86亿被限制高消费，王健林的商业轨迹画出了一条陡峭的曲线。

那个靠胆识与杠杆狂奔的年代已经结束，留下的，是对所有企业家的警示：敬畏周期，守住边界，才能走得长远。

71岁的王健林还在坚持，每天工作超过15小时。但万达的命运已不完全掌握在他手中，未来六个月，将决定这个商业帝国最后的走向。